6月25—27日，海峡两岸2016年地貌与第四纪环境演变教育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和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的90余位学者参会，“全新世环境考古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进展”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学者表示，全新世以来持续多变的全球气候环境、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日趋复杂的人地关系，使全新世环境考古成为环境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考古学、地球科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湖泊是区域环境的镜子
“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全球气候和环境快速好转，为人类的生存和演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环境条件，人类历史也开始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水涛表示，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使得人类的种群数量开始快速增长，带动了社会分工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化，逐步出现了文明和国家，进而产生了现当代复杂的社会结构。归根结底，这一系列变化都得益于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和气候变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新世以来的环境考古研究，对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综合研究人类发展历史与地球环境演变过程，是当前全球变化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杰表示，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地球表层系统，改变了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他针对湖泊沉积岩芯的研究揭示出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对地表的影响。在李世杰看来，湖泊的演化往往是其所在流域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区域环境变化的一面镜子。
联合考察更可信
以往，考古学家的研究多侧重于人类文化遗存，而环境学家则更重视自然地貌和景观，两者的结合不够紧密。而当前的考古学家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会有意识地考察同时期的自然环境变化，主动邀请环境学家参与发掘工作，并从考古文化层中直接提取环境因子标本进行定量分析。这使得考古学家和环境学家有了合作研究的机制，研究成果也因此更准确可信。
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院教授陈发虎在会上介绍了史前人类迁移到青藏高原的整个过程。他认为该过程分四个阶段，即距今8000年，青藏高原上出现了最早的人类活动；距今8000—6000年，受黄土高原上粟作农业的挤压，狩猎采集人群在青藏高原上的活动强度增加；距今6000—4000年，粟作农业扩散至青藏高原低海拔地区，河西走廊出现最早的麦作农业，高原腹地可能仍然存在狩猎采集经济；距今4000—2300年，麦作农业扩散至青藏高原并广泛传播。
学者表示，该研究回答了早期人类进入高海拔地区的原因和过程，解决了一个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夏正楷介绍中亚古城历史变迁的环境背景的报告也是如此，该研究将该湖泊与一个中亚干旱区的古城联系起来，回答了一个中亚古城选址与废弃的环境原因。
“在降水极度匮乏的地区，古城必然要靠近天然的水源地来选址，随着水源的枯竭，古城也就被迫荒废。”夏正楷表示，中亚的众多古城都经历了这样的命运。水涛表示，考古学家研究古城往往着眼于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很少会想到和论证水源地的问题，该研究是典型的环境考古为人类历史变化研究服务的例证，对探索中亚干旱区古城兴废规律具有借鉴意义。
对遗址开展分析工作
学者认为，未来全新世环境考古必须加强交叉综合集成研究和长周期模型的开发应用，深入开展人类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与传播、史前及历史时期土地利用与资源开发等专题研究，注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人地关系动态研究中的结合。
“从事环境考古的学者来自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等不同领域，大家将不同学科的方法运用于环境考古研究中，着眼于考察人与环境的关系。”夏正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新世环境考古内容非常丰富，在当下这一阶段，需要加强对遗址的分析，尤其是对大遗址的分析。
水涛认为，环境考古由于所涉及的研究对象较为宽泛、多样化，需要多学科的联合攻关。环境考古学家应不断拓宽和深化自己的研究领域，树立良好的合作意识，才能对学科的整体发展有所贡献。
此次会议由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教育与普及专业委员会、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高雄师范大学地理学系联合主办，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承办。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06-29)|（作者 吴楠)
原文链接：http://orig.cssn.cn/sjs/sjs_xsdt/201606/t20160629_3091370.shtml